美国彭博社的专栏作家马修.伊格雷西亚(Matthew Yglesias)发文狠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对进口铜材征收50%关税的提议，体现了该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混乱做法：它沉湎于对美国工业过往的怀旧情绪，推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将使美国制造商如今及未来的发展更加艰难。
在Truth Social平台上，特朗普指出，铜“对于半导体、飞机、船舶、弹药、数据中心、锂离子电池、雷达系统、导弹防御系统，甚至包括我们正在大量制造的高超音速武器等产品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材料。”
伊格雷西亚表示，提高美国人购买铜的成本会使美国在建造飞机方面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从而让欧洲、巴西和加拿大的竞争对手占据优势;这会使建立国内半导体制造业变得更加困难。它还会加剧美国造船业本已严峻的状况，因为该行业完全依赖保护主义政策。
如果美国的铜要从非盟友国家获取，那么铜的战略价值可能会成为保护主义的依据。但铜并非稀土矿产，美国在这一点上必须依赖中国的供应商;它也不像在未进行水力压裂技术之前那样，当时美国不得不从中东的可疑政权那里进口石油。美国的大部分铜进口来自智利，接下来的两个主要供应国是加拿大和秘鲁。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有一个强大的铜产业，其产量约占美国所用铜量的一半。这些铜大部分来自摇摆不定的亚利桑那州，这或许能为保护铜产业提供一个狭隘的党派理由。但从战略角度来看，从西半球的友好国家进口铜并不存在问题——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有意提高一种广泛使用的生产原料的价格，将会削弱美国在关键行业中的竞争力。
不幸的是，这正是特朗普贸易政策所导致的常见后果：通过对中间产品征收关税，他正在促使美国专注于资源开采和初级商品的生产，而放弃复杂制造品的生产。
“产业政策”，只要其有效运作，其作用就在于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向价值链的更高层级发展。例如，在美国建国初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担心美国会继续沦为欧洲的经济附庸国。作为一个人口稀少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市场完全不受监管，美国可能会专注于向欧洲出口原材料，而欧洲则会反过来向美国出口制成品。作为替代方案，他提议征收保护性关税以促进美国工业的发展。
在这一汉密尔顿主义传统中的领导者们——约翰.昆西.亚当斯、亨利.克莱、亚伯拉罕.林肯——坚信政府应当积极作为，投资建设运河和铁路，组建强大的海军，并推动工业化进程。然而，他们遭到了以南方政治精英为主的群体的强烈反对，这些人的财富与棉花出口和奴隶制紧密相连。他们并不反对建立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一理念。
特朗普借鉴了汉密尔顿主义传统中的关税政策，但却完全忽略了该计划的更深层次逻辑以及现代经济的演变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富裕，航运成本也降低了，制造业的前沿领域变得愈发复杂。如今，一件成品往往是由世界各地的零部件组装而成的，而每个零部件本身也都包含了数量惊人的原材料。
各国通过在产业链的更高端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得以变得更加富裕。如果能够通过消除低效益的监管障碍来提高美国的自然资源产量，那自然是件好事。但以牺牲美国的铜使用行业为代价来发展美国的铜开采行业，则会导致去工业化。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特朗普对钢铁和铝等行业的保护主义痴迷，这些并非原材料本身，而是汽车和飞机等产品的生产所需投入品。要使美国成为制造业强国，其产业就需要获得尽可能廉价的投入品。
此外，还需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尽管19世纪支持工业化发展的政治家们曾支持征收关税，但特朗普可能高估了关税在促进工厂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毕竟，制造业的一个重要投入要素就是工人。正如经济史学家道格.伊尔文所指出的那样，那个时代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人口扩张(他指的是移民)以及资本积累。他写道：“关税可能会提高进口资本品的价格，从而抑制资本积累。”
暂且不谈这种历史巧合，那个“镀金时代”的那种近似开放的边境政策在如今的美国制造业中可能不会起到什么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一项严肃的产业政策应当认真考虑为具备半导体、电池和造船等领域工作经验的技能型工人设立签证计划。至少，目标应当是避免采取那些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的举措。
特朗普认为铜是一种重要的商品这一点没错。但自从开采铜被视为一种创新性的经济活动以来，已经过去了数千年之久。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被用于制造其他物品。美国的贸易政策(甚至可以说是产业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帮助美国成为一个更有利于生产世界所需和需要的物品的国家。而特朗普的怀旧式经济政策却使美国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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